2.追憶瀨越名譽九段
文:有光次郎(時任日本棋院理事長) 引自棋道雜誌1972年10月號
昭和47年7月27日早朝瀨越先生自殺的消息,不僅帶給圍棋迷、甚至是社會上一般民眾相當大的震驚。從廣島一中念書以來已相交超過七十年的好友賀屋興宣先生,在瀨越先生自殺前四天才進行過一個小時左右的閒聊,當時瀨越先生說:「如果視力繼續惡化下去的話,我就沒辦法下棋了。這樣我就失去再活下去的理由了」。此外,當他聽到川端康成先生自殺的消息時也對家人透露:「現在我在家庭中雖然很幸福,但我已經無法再替日本棋院盡力了,所以現在我很想死」。而在昭和44年(1969年)因為「圍棋百年1」出版而接受訪問時說過:「我希望追求極至的圍棋之道與喜樂。雖然活得越久就越多丟臉的事,但我還是想終身為普及圍棋發揮一點用處」的瀨越先生,卻在三年之後的遺書上寫著:「身體的狀況越來越糟,所以只能選擇一死」。瀨越先生這樣旺盛的使命感與厭惡老殘之心情真是深深打動我們的內心。甚至他還覺得自己接下來不能繼續造成別人的麻煩,因此自己用夏季和服的細繩在脖子上捲了兩層,再雙手猛力拉扯繩子勒死自己。其超越常人的強烈意志,正可謂「慷慨就死易、從容赴死難」。
這位橫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代,而從幾多矛盾、欠缺創造力的圍棋界中掙脫出來,並對圍棋界做出貢獻的最後一位人士、也是最獨特功勞者的瀨越先生,在經過遺族的同意下,日本棋院於7月30日替他進行了棋院葬的儀式。在昭和33年(1958年)獲得紫綬勳章、昭和41年(1966年)獲得勳二等瑞寶獎章的瀨越先生,在去世後又獲得了政府贈與的正四位官位與一組三杯的銀杯。藉由圍棋而對社會國家做出貢獻等瀨越先生之人格事蹟,能得到政府的高度評價,我們圍棋界人士也非常想替他表達感激之意;但對於思考平常自己的圍棋生活、父母之情、前輩之情、朋友之情、同道相關的同好知交之情、甚至基於社會國家恩惠才能存在的瀨越先生在天之靈,恐怕更是感動不已。今後也會因為他的去世,而更加深大家對於圍棋普及的使命感才對。送葬之日雖然炎熱的星期日,但許許多多的人士仍然不辭辛勞出席葬禮,其階層既深且廣,證明大家都深刻地懷念著瀨越先生的遺德。
(譯註:自從1940秀哉名人去世、1952年加藤信八段去世以來,由日本棋院出面舉行棋院葬儀式的,瀨越憲作是第三人)
瀨越先生於明治22年(1889年)5月生於廣島縣的能美島,五歲時由祖父教會下圍棋,雖然可以預期他的圍棋天分在將來必有大成,但他卻以極其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廣島一中,瀨越先生的父親就希望他能走升學路線。後來父親的事業失敗,才在望月圭介氏(譯註:日本政治家,時任眾議院議員)的建議下,於明治41年(1908年)秋以19歲的年紀前往東京,加入方圓社,隔年又再和鈴木為次郎三段的考試棋(譯註:即上述之六局賽)中獲勝,而被允許跳升三段,在棋界中以新人之姿出道。之後的升段經歷為明治45年(1912年)四段(22歲)、大正6年(1917年)五段(28歲)、大正十年(1921年)六段(31歲)、大正15年(1926)七段(36歲)、昭和17年(1942年)八段(52歲)、昭和30年(1955年)名譽九段(65歲)。雖說如果他能在幼童時期更專心於學習圍棋一途上,說不定會成為具有不世出棋力的超強棋士,但也不能否認中學時代的生活對瀨越先生形成偉大人格上有非常大的影響。
瀨越先生除了磨練圍棋之技、力求精進外,也為了圍棋普及而費盡心力,他總是將如何立刻對應社會變化的圍棋存在方法放在心頭,並且做出未來的展望、提倡圍棋的現代化。瀨越先生具有討厭與人爭奪關於自身的事之天性,並且從不打算改變這樣的脾氣,卻讓人對他完全不將自己的事放在心上感到不可思議。不論是大正十一年(1922年)創立稗聖會用以大聲呼籲棋界改革之時、或是日本棋院創立之時都是如此。連瀨越先生自己都說:「後來年紀大了回頭來看,雖然會覺得當年很無謀與很丟臉,但這些都是因為那時心中燃燒起為了棋界做事的信念之故」。日本棋院創立之際,他為了回報大倉喜七郎先生的信賴而全力替他運籌帷幄,這除了是瀨越先生持有對大倉先生報恩的心情外,也是覺得將圍棋興隆及圍棋普及放在第一位的考量上,這兩者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因為這樣,在日本棋院創立後,雖然有棋正社、圍棋新社、關西棋院等許多脫離、分裂的紛爭,瀨越先生卻始終一致地固守日本棋院的傳統,而且還在赤坂溜池的日本棋院在空襲燒毀中、戰後的社會狀態激變下,在獲得創立者大倉氏的認同後,於棋士總會中決定了棋院的營運由棋士自力更生來負責的新方針;瀨越先生本身也被推舉為棋院理事長,成為了戰後棋院復興的營運責任之要衝。當時以復興建設委員長津島壽一氏為中心,才前往溜池舊棋院會館建地進行地鎮祭過,卻因為突然發表的建築統治令,而不可能再舊地重建;只好花錢買下位於高輪的既有建築而在昭和22年(1947年)10月產生了高輪本院。當時落成式上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高橋誠一郎先生(時任日本藝術院長)的祝賀詞則是由我這個次長代讀,現在來看都已經是很遙遠的回憶了。因為這個新會館之創設,極端困苦缺乏的戰後棋界,又以急速上升的態勢好轉起來,但這些基礎都是瀨越先生在理事長任內打下來的。之後,隨著時光流過,又興起了於東京都心設置圍棋中心的計畫,這又是由津島壽一氏擔任建設委員長而在東京車站的八重洲口創立了日本棋院中央會館。然而,後來卻因為這個中央會館的營運方法引起爭議,產生了所謂的伊予本桃市事件。伊予本桃市雖被稱為瀨越門下的逸才,卻在此刻因為瀨越先生的原諒而以主動離去的形式收場(譯註:原本日本棋院是要開除伊予本桃市的)。瀨越先生為了伊予本問題而勞心勞力,並且為了身為導師教徒不嚴而深刻苦惱著,後來卻說出「碰到這種事時,不論是誰都會放著他不管吧?但正是此刻,才最需要我對他伸出援手」的話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瀨越先生偉大的人格與及時的真情。
在岸信介氏擔任總理時,為了能立刻呼應成立國際圍棋協會的動作,邀請了相關人士前往官邸共同討論。大倉喜七郎先生和瀨越先生當然也在其中,但還來幾乎都沒有甚麼進展;就算伊予本氏計畫的中央會館國際圍棋部也開始活動了(譯註:就是引起上述伊予本事件的原因),最後也遭遇了挫折。不過,瀨越先生對於海外圍棋普及的熱心卻毫無稍減;就在昭和35年(1960年)透過日中友好協會邀起日本圍棋代表團前往北京時,瀨越先生向偶爾會去中國的松村謙三先生透露了他的心意:「中國是圍棋的發祥地,所以只要能前往中國,就算是葬身該處也不後悔」。就在松村先生告訴寥承志先生這件事後,讓陳毅先生知道有這樣的大棋士願意前來後,這個計劃就漸漸順利起來,而使友好協會能夠發出招聘的電報。我當時剛好也因為是中國文字改革視察團的一員而身在北京,當東京的永野護先生打電話來說,這件事都是因為松村謙三先生居中斡旋才能成功,所以希望這個正式通知電報是發給松村先生。理所當然的,這件事也和孫平化先生說了,由於孫先生和松村先生在中國旅行時是一起行動的,所以很快就明白了這件事。終於71歲的瀨越先生成為第一次訪中圍棋代表團團長而於昭和35年(1960年)5月與坂田九段以外三名棋士前往中國訪問。隔年的昭和36年(1961年)九月第二次訪中團被邀請前往中國時,身為團長的我拜會了陳毅先生,現場提議了中國圍棋代表團前往日本,並且立刻為陳毅先生所接受,而於37年(1962年)7月得以實現。當時的贊助雖然是朝日新聞社,其實這個主意卻是瀨越先生想出來的。
為瀨越先生最後的熱情所傾注,而終於能達成宿願的,則是日本棋院會館的建設。高輪本院既是木造建築、而且儘管經過數次的增建卻仍被抱怨太過狹隘,又有很高的腐朽危險性,因此尋找新地建設本館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島津總裁雖然也知道這是全體棋士的願望,卻未能實現而撒手長逝。就在我們束手無策之際,找來了足立正總裁,才能一展愁眉,並任命佐藤喜一郎先生擔任會館建設的負責人,而得到他的大力協助。每當有這樣的願望出現,需要代表棋士陳述意願時,總會看到瀨越先生的身影。就連募款之時,也是如此。因此當昭和46年11月22日日本棋院竣工、落成與慶祝會上能看到瀨越先生出席,對我們來說是求之不得的開心。現在回憶起來,更覺得幸好有邀請他前來參加這個典禮呢。
瀨越先生除了教育出橋本宇太郎、吳清源這樣有名的大棋士以外,也藉由圍棋讀本、瀨越圍棋講座為首的上百本著作為普及圍棋而盡力,並且他也常參加交詢社圍棋部、工業俱樂部星期六會等業餘棋會的指導。他編著的十卷御城碁譜,更在圍棋史研究上留下了偉大的足跡。瀨越先生喜歡喝酒、愛讀漢詩、也常寫書法,完全具備了文人墨客的風格。在中國,琴棋書畫自古以來就是知識階層所特別在意的文雅藝術,光看這裡就知道圍棋並不是被單單當作遊戲,而是和琴、書、畫並稱,具有相通之理。換句話說,圍棋是和音樂(琴)、書法(書)、美術(畫)相提並論而具有深奧幽玄之道。此外,圍棋也不僅被侷限為鍛鍊頭腦的遊戲,而是被看成對培養人格與建立友好人際關係非常有用的特殊雅興。就在這個日本棋院對於國內或國外圍棋普及活動還有很多事要做、國際圍棋規則制定與確立新的段位制度等需要解決的問題,都還需要聆聽瀨越先生指教之際,我們卻失去了這位長老,真是令人感到萬千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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