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柏林愛樂單簧管首席Rodenhauser專訪（０２）

［指揮的工作是甚麼？］

採訪：從讓樂團團員自動自發地重視重奏（Ensemble）這一點來看，卡拉揚對於下一世代的指揮與樂團演奏之影響，恐怕是難以計量啊。

Ｒ：真的如您所言。就我而言，也曾在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中、在伯恩斯坦的指揮棒下演出過－－－能在這兩位大師底下都演出過的人，其實並不是太多吧？其實我覺得卡拉揚與伯恩斯坦兩人有相當相似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我自己也曾跟伯恩斯坦本人聊過一次，但他自己卻是認為他和卡拉揚很不一樣就是了（笑）。

前柏林愛樂單簧管首席Rodenhauser專訪（０１）

譯自：Pipers雜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號Ｖｏｌ．１３４

歷任德國各名門樂團單簧管首席、新傳統的單簧管指標人物

伍爾夫．羅甸豪瑟（Ulf Rodenhauser）專訪

～我在巔峰期的卡拉揚音樂中學到了很多

［卡拉揚的懇切彩排］

採訪：想請教您在柏林愛樂時代是怎麼樣的過程？

羅甸豪瑟（以下簡稱Ｒ）：我是在１９７２年參加柏林愛樂的甄試，然後以首席單簧管的身分加入，然後到我１９８１年離開為止，實際上待了總共十年。１９８２年斯圖加特音樂大學邀請我去擔任教授，我在那裏教了１～２年左右，又有機會回到柏林，剛好那時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又來邀請我加入，結果我大約兼任了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首席與司徒加特教授大約四年的時間吧。

採訪：加入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時是庫貝利克（Rafael Kubelik）擔任常任指揮的時候嗎？

Ｒ：不，很遺憾，我是在庫貝利克退休之後才加入，當時是由柯林．戴維斯暫代指揮。

採訪：您參加過柏林愛樂與巴伐利亞廣播兩大德國代表性樂團，有感覺這兩大樂團在音樂要求與音樂風格上有怎樣不同的差異嗎？

Ｒ：其實我在學生時代，曾擔任過一次巴伐利亞廣播的協演人員（槍手），那時我才１９歲吧？當時是和我的老師格爾特．史塔爾克（Gerd Starke）先生一起演奏，現在想來當時在音樂會中得到的收穫，到現在都還是影響很大。不論是音質、演奏風格等等，都留下非常強烈的印象。

不過自己在成為現在風格的過程中，還是不能不提到在柏林愛樂的演出經驗。當時我從其他的聲部首席，如詹姆士．高威（長笛）、寇赫（Lothar Koch）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此外，對音色或音樂的意念形成上，在加入時不過是個２２歲小鬼的我身上，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當然還是卡拉揚。我想１９７０年代，正好是卡拉揚先生的巔峰期吧。

在我剛加入柏林愛樂之時，剛好遇上了柏林愛樂的美國巡迴之行，整趟行程共要演出十二套完全不一樣的曲目組合。記得主要是貝多芬、布拉姆斯與布魯克納的交響曲，還有一些法國樂曲吧。巡迴中，因為單簧管的同事（卡爾．萊斯特）生病無法參加，就變成我一個人得要全包這些曲目了（笑）。這對於以往只有卡爾斯魯爾（Karlsruhe）或斯圖加特歌劇院管弦樂團演奏經驗的我來說，幾乎都是第一次演出的曲目。

當時卡拉揚為了我和另外一位也是剛入團沒多久的小號首席格羅特（Konradin Groth），特別在每天早上找時間替我們排練。他常常會一面問我們：「接下來想練哪裡？」一面手足並用的告訴我們：「這裡是這種風格」或「這裡更吹出來一點會比較好」之類的建議。

在接觸到他的方法論、圓滑奏（Legato）、音色感、感情變化之後，短期間內的大幅進步是連我自己都能感受的到。另外就是學到如何聆聽別人演奏、然後活用在自己身上等很多很有價值的點。

只不過，卡拉揚並不是徹底要求樂句處理（Phrasing）或斷句（Articulation）到煩人程度的指揮家，這些應該都算是演奏者自己的基本程度領域。就我而言，則是好比說從雙簧管演奏家霍利格（Heinz Holliger）先生的演奏上學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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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９） 完 貴重的編輯後記

之後，因吉爾特被解職而宛如裸身的卡拉揚寫了一封和解信給柏林愛樂。信中他說希望以1984年九月二十九日與三十日演奏的柏林藝術節音樂會作為一種和解的方式，在音樂會之後也會以對談的方式來找出解決目前爭議的方法。柏林愛樂接受了這封信而向卡拉揚伸出善意的握手，並且對他說：「請回到柏林，要不要一起演出巴哈的B小調彌撒？然後我們就一起率直地敞開胸襟好好談一談吧」。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８） 首席就任２５週年

吉爾特作為樂團管理總監，本來是必須好好整合市政府、柏林愛樂與卡拉揚三方意見的人物才對，然而他卻只是跟著卡拉揚的屁股走而已，如此就不難想像柏林愛樂方面對他會有多麼憤慨了吧。我們完全找不到他應該要和我們一起說話的作為，而只是踐踏著我們樂團的意志而已。甚至還在1983/84年樂季的節目單中印上梅雅的名字。因此，樂團中有人還認為要對此事興起反對的訴訟呢。當然，如果搞成這樣的事態，相關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嚴重的傷害，所以只能放棄訴訟。結果就變成了梅雅坐在樂團中演奏了。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７） 全面戰爭

二月十八日，我在柏林藝術學會發表了一首新的作品的紀念性初演。這是薩爾茲堡的作曲家赫爾姆特‧艾德（Helmut Eder）為我所寫的豎笛四重奏，和我一起演出的則是布蘭迪斯四重奏。

 

這一年例行性的薩爾茲堡復活節音樂節是在四月五日到二十四日間舉行。此年演出的歌劇是華格納的「羅恩格林」，而音樂會的特別來賓則是小提琴家慕特與大提琴家安東尼歐‧梅奈賽斯（Antonio Meneses，巴西大提琴家）。由於這次復活節音樂節的關係，讓身在當地的卡拉揚與我們柏林愛樂的緊張關係更加惡化。其實大部分的事務都是只要我們樂團稍做讓步，應該是甚麼都辦得到。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劍拔弩張的氣氛後，漸漸樂團之中就會出現我們到底要讓步到哪裡才夠？我們要照現狀繼續合作下去到甚麼時候？我們可以忍耐不愉快到甚麼程度的熱烈議論出來。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６） 朱里尼再度登場

1983年的暑假中，我也接受了許多音樂節的邀請前往演出。我從阿西西（Assisi，位於義大利中部）飛到葡萄牙，去到了一個叫「綠色海岸（Costa Verde）」的地方。這裡是有名的葡萄牙綠色白葡萄酒的產地。之後，我又去了薩爾茲堡莫札特藝術大學的夏令營，進行大師班的教學。在這之後，我又飛去了瑞典的哥德堡（Göteborg，瑞典第二大城），替該市的管弦樂團的管樂團員進行準備美國巡迴公演的指導。瑞典的行程結束以後，我又得飛去琉森參加例行的音樂節活動。在八月二十一日，我和由柏林愛樂團員所組成的布蘭迪斯弦樂四重奏（Brandis Quartett）合作演出了布拉姆斯的豎笛五重奏。演出是在古老的旅館舒瓦澤霍夫（Schweizerhof Hotel）的其中一廳中舉行。這座旅館是建在湖畔，如果看看古老的繪畫或是銅版畫，就知道以前似乎可以直接從湖中進入這座旅館。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５） 史博的四首單簧管協奏曲錄音

這一年的五月，柏林愛樂召開了團員總會來進行另外一位團員候選人的表決。表決的對象是瑪德蓮‧卡魯佐（Madeleine Carruzzo）這位瑞士出身的女性小提琴家。就如同之前所提到的一樣，她是柏林愛樂第一號的女性團員，在1982年六月通過測試後，至今一年的試用期即將期滿。表決的結果，她成為由男性支配持續了一百年的柏林愛樂之正式女性團員。就在莎賓‧梅雅事件的爭執中，卡魯佐女士的合格變成了一個諷刺的現象。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４） Ensemble Wie-Berlin創立

我自己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之間造訪了韓國漢城，和KBS交響樂團一起在可以容納四千人的大音樂廳演奏了莫札特的豎笛協奏曲。這場音樂會的內容也透過電視轉播出來。之後，我又踏上了飛往福岡的飛機。接下來便以福岡為起點，一直到三月十四日為止都在日本進行巡迴演奏。這次日本公演是和維也納愛樂團員所組成的四重奏一起演出。曲目則是以莫札特與布拉姆斯的豎笛五重奏為中心。在這次的巡迴之中，我也和早稻田大學管弦樂團合作，在沒有指揮者指揮之下，演出了莫札特的豎笛協奏曲，甚至也和早稻田大學的管樂重奏團一起演出了莫札特的大組曲（Serenade K.361 "Gran Partita" in B Flat Major）。在音樂會結束後，我還和學生們一起去NHK的攝影棚，參加了第三頻道的電視節目演出。這是一個名稱為「你（You）」的給青少年看的節目，我在節目中吹奏了莫札特豎笛協奏曲的慢板樂章。能和學生們共處一天，真是相當開心的經驗。

三月十四日，我離開日本回到柏林，但一回國就有復活節音樂節在等著我了。從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五日止，我們一起和卡拉揚待在薩爾茲堡。這一年我們在那邊演出的不是預定的「卡門」，而變成了「漂泊的荷蘭人」。然而，這理所當然的行程，卻是在卡拉揚與團員們關係緊張下進行著。不論是誰，都是繃緊神經小心翼翼的樣子。完全看不出有解決問題的徵兆。

 

到了五月，柏林愛樂為了參加兩場音樂會而和卡拉揚一起造訪了維也納，在維也納樂友協會的黃金大廳演出。但我在這裡，卻完成了一件新的事業。就是有一個對我來說相當重要的新團體要開始了。其實這個團體早就已經講好而且算是成立了，但卻到此時才要舉行第一場音樂會。這新誕生的團體就是「維也納‧柏林重奏團（Ensemble Wien-Berlin）」。成員有維也納愛樂的長笛首席沃夫岡‧舒茲（Wolfgang Schulz）、維也納愛樂的法國號首席居特‧何克納（Gunter Hogner），而雙簧管與豎笛則是柏林愛樂的漢斯約克‧薛倫伯格（Hansjorg Schellenberger）與我；至於低音管則是維也納交響樂團的米蘭‧托克維奇（Milan Turkovic）。托克維奇後來退出了維也納交響樂團，成為薩爾茲堡莫札特藝術大學教授。我們這個重奏團的第一場音樂會是在這一年的五月六日於樂友協會的布拉姆斯廳舉行。後來，就如同大家所知一樣，這個重奏團在舉辦過許多演出活動後，而一直順利進行到現在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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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３）

和卡拉揚對決與和解

 

過了年，就是在1983年了。卡拉揚為了一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三天的音樂會而又來到柏林。這三天的音樂會中有一場是要搭配阿胥肯納吉（Vladimir Ashkenazy）演出的，但就在演出前，蘇聯那邊突然來訊說阿胥肯納吉不能來了。蘇聯那邊推薦了一位不知名的鋼琴家來取代阿胥肯納吉的演出，當然卡拉揚是不會同意的。這三天中，一月三十一日的音樂會是為了籌措柏林愛樂廳的室內樂音樂廳建設資金所舉行的。建築家漢斯‧夏隆（Hans Scharoun）先生在設計柏林愛樂廳時，是有同時將室內樂音樂廳設計進去的。其造型是依照柏林愛樂廳外型加以縮小，看起來就是一對建築物的設計。然而可惜的是，當初建設柏林愛樂廳時由於有經費的問題，所以小廳就沒有一起蓋。到了後來要重新開啟這個計畫時，當然就要先籌措建設基金了。這第一次的籌措基金音樂會，就是卡拉揚所指揮的一月三十一日的音樂會了。

 

然而，柏林愛樂的首席指揮者與樂團之間的緊張關係是越來越露骨了。此時，卡拉揚依舊不和柏林愛樂從事一切錄音的活動，僅僅遵照合約來消化他應該指揮的音樂會而已。

 

我自己則在二月初為了豎笛獨奏的音樂會而在西德國內各處巡迴。音樂會的內容是演奏韋伯的豎笛小協奏曲、莫札特豎笛協奏曲、以及和柏林愛樂的夥伴們合作芬蘭作曲家克魯賽爾（Bernhard Henrik Crusell）的交響協奏曲（Sinfonia concertante in B-flat major, for clarinet, horn, bassoon and orchestra, Op. 3），伴奏的樂團則是西德各地的管弦樂團。克魯賽爾是比莫札特稍晚一點時代的作曲家，他寫作了不少輕快的音樂作品。

 

在這之間，媒體偶而還是會報導卡拉揚與柏林愛樂之間緊張關係的新聞出來。除了西德本身的報紙以外，歐洲各國甚至是世界各國也都跟著報導這樣的新聞。不過，我認為媒體這樣大費周章的炒作也不見得都是壞事，至少對盡快解決問題這件事上有些貢獻。起碼在卡拉揚與團員之間，開始進行了幾次的會談。會談的結果是，卡拉揚在接下來二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間來到柏林之時，終於想要和柏林愛樂進行唱片製作了，讓解決問題向前邁進一步了。然而，在我記憶中最好玩的是，在卡拉揚與柏林愛樂關係緊張起來的這段期間，音樂會演出起來是特別的好。雙方之間的緊張，在演奏上可以說是具有良性意義的緊張，所以就和音樂會好聽的結果連接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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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２）

在紐約，還有和班尼‧顧德曼（Benny Goodman，著名美國爵士豎笛演奏家）再會的超級開心的事在等著我呢。他邀請我在十月十九日去他自己的公寓吃飯。他的公寓是在曼哈頓的閣樓式建築，紐約市的各條大街在這裡可以一望而見。他在家裡請我吃午餐，卻請來了芬蘭來的女廚師，準備了美味的海鮮料理。我們彼此聊了許許多多的話題。顧德曼還把他和阿瑪迪斯四重奏（Amadeus Quartet，作者也和這個四重奏合作過）一起灌錄的莫札特豎笛五重奏的錄音放給我聽。然後他又自己演奏了一段韋伯豎笛協奏曲的片段給我聽，另外也讓我聽了許多其他的作品。他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棒的豎笛家之一。能和他面對面的談話，討論音樂的內容，對我來說是個相當寶貴的經驗。為了回敬他請我吃飯，我也請他來聽我們十月二十二日的音樂會。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１０１）

首位女性團員的誕生 

在1982／83年樂季中，出現了柏林愛樂有史以來第一位的女性團員。她就是瑪德蓮‧卡魯佐（Madeleine Carruzzo），職位是第一小提琴手。她是在1982年六月通過了試用團員的甄試，也就是說，這一樂季是她為期一年的試用期。除了她以外，還有一位女性的豎笛手也加入了柏林愛樂。她就是莎賓‧梅雅（Sabine Meyer）。雖然遭到樂團團員的反對，她仍然獲得了一年的試用期。因此以這件事為開端，等於向外界公開了柏林愛樂團員與卡拉揚之間所存在的問題。最後甚至演變到柏林愛樂與卡拉揚幾乎是走到了頻臨決裂的結果。這件事前後共鬧了長達兩年的風風雨雨，所以我想一點點慢慢來說明一下這個事件的全貌。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９８）

僅限在東京舉行十場音樂會

 

1981年十月底，柏林愛樂再度前往日本演出。日程是從十月二十四日開始到十一月十日為止，指揮當然是卡拉揚。這次的音樂會僅限定在東京舉行，我們從十月二十八日開始到十一月四日止，在東京文化會館與NHK音樂廳總共舉行了十場音樂會。這次全部都在東京演出，而門票又相當貴，所以很令人擔心現場會不會坐不滿，然而結果還是全部都非常成功而圓滿收場。現在，我看著當時音樂會所印製的節目單回顧時，覺得其封面大紅色的底色上印著金色的文字，真是符合這次紀念性演出的美麗呢。

 

我們從日本回到德國後，在十二月一日前往萊比錫，於新建好的布商大廈音樂廳（譯註：這是第三代的布商大廈音樂廳，就在1981年啟用）舉行音樂會。這座新的布商大廈音樂廳其實和柏林愛樂廳非常相像，都是觀眾席環繞著舞台的設計。我們在演出後，當然要和布商大廈管絃樂團的團員與故友一起重溫友誼。這場聚會甚至連布商大廈管絃樂團的首席指揮庫特‧馬索（Kurt Masur）都來參加，更是蓬蓽生輝。這場聚會就在非常輕鬆快樂的交談下度過。

 

其實，我們柏林愛樂因為政治因素，所以非常少去東德演出；反而東德的音樂家前來西柏林演出還比較簡單。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前往東德演出過幾次音樂會。然而，有個地方卻是一次也沒去過的，就是僅有一牆之隔的東柏林。只有這塊土地，可能一直是我們以後也無法前去演出的地方。我們明明就位於柏林的西邊，卻無法前去同一座城市的東邊演出，真是非常奇怪啊。

 

到了十二月，卡拉揚又回到柏林，指揮我們進行華格納歌劇「漂泊的荷蘭人」錄音。當時有好幾位參加這個錄音的歌手都病倒了，所以我們只好在沒有歌手唱歌的情況下，先錄好樂團伴奏的部分。就好像在製作卡拉OK的伴唱帶一樣（譯註：卡拉OK也是日製的外來語，意思是「空的樂團」，換句話說就是「無人伴奏的自動樂團」。卡拉就是日語中的「空」，而OK則是「Orchestra」在日語中的略稱）。這些缺席的歌手，在之後另外找時間去配合我們的伴奏錄音把歌聲收錄在一起。這樣的做法，在音樂上當然是有問題的，我想應該很難感動聽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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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９３）

中國巡迴演奏之見聞與寇赫、魏鐸（Alexander Wedow）受重傷

 

1979年十月十二日到二十六日之間，柏林愛樂和卡拉揚待在日本巡迴演出；之後，二十七日開始到十一月三日之間，我們在北京舉行了三場音樂會。這次的是柏林愛樂第六次前往日本巡迴演出，但很遺憾這此我們演出的場地全部都是東京的普門館大會堂。這是某個宗教團體所擁有的大會堂，本來就不是為了演出音樂會所建立的，所以如果在這裡演出類似莫札特之交響曲作品的話，只能說是完全不適合了。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９２）

臣服於伯恩斯坦腳下的柏林愛樂

作者與伯恩斯坦的合照（翻拍自Mostly Classic雜誌）

  

在柏林愛樂初次登台的伯恩斯坦（翻拍自本書，照片上似乎寫著For Leister, Bravo! Leonard Bernstein）

 

到了1979年的十月，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這裡採用維基百科的譯名）終於來到柏林，第一次指揮柏林愛樂。為了這一刻，柏林愛樂和柏林的觀眾真是不知等待了多久。十月二日，是我們和他第一次的排練日。預計演出的曲目是馬勒第九號交響曲。不用說，這是伯恩斯坦最喜歡的曲子之一，特別帶有深刻的情感。排練分成三天連續進行，到了十月四日晚上，終於舉行了這最初的歷史性音樂會。然後隔天十月五日，我們又演奏了一次同樣的曲目。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９０）

讓觀眾與團員瘋狂的伯恩斯坦之唯一一次指揮

 

到了1970年後半，媒體開始針對卡拉揚的後繼者到底會是誰做了很多虛無飄渺的八卦報導。也就是對下一任柏林愛樂的終身指揮者做局外人的臆測。卡拉揚在1979年時已經七十一歲，所以他這一年在接受鏡報的訪問時，首次具體的舉出了一些可能人選的姓名。此時被他點名的人有祖賓‧梅塔（Zubin Mehta）、小澤征爾（Seiji Ozawa）、克勞斯‧鄧許泰特（Klaus Tennstedt）等三人。當然，卡拉揚對這三人中最看好誰，自是一字也不透露。然而，他發表這樣的談話內容，也就是他對於誰會接任他寶座的問題，表達只有他自己才能決定的意思。

 

不過，柏林愛樂的指揮者照規定是由團員們自己投票決定的，卡拉揚跑去介入這個問題顯然是搞不清楚，只能說是有欠妥當。總之，這個發言，在這個時間點已經為這個問題起了個開端。之後，隨著時間過去，卡拉揚的論調是越來越強力、越來越露骨了。這等於是在表達他要踏破這柏林愛樂堅守了百年之傳統的意志。他該不會是忘記了，選他做指揮者的正是我們這些柏林愛樂的團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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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８９）

突然在彩排中從指揮台上摔下來的卡拉揚

 

1978年秋天，卡拉揚預定在九月二十三日與二十四日演出兩場音樂會。但在演出前兩天的九月二十一日那天，發生了大事件。在當天早上的彩排中，卡拉揚突然從指揮台上摔下來了。當時就好像空氣突然凍結了一樣，大家在這驚愕的瞬間完全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只好趕快找來醫生、呼叫救護車，將卡拉揚緊急送去醫院。當然，預定的音樂會可不能開天窗，於是連忙找來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來代打二十三、二十四日的音樂會。原本我們還預定要在十月十一日到二十一日間和卡拉揚去西德各地巡迴的，也因為卡拉揚的病情不得不取消了。

 

卡拉揚身體恢復健康時，已經是這一年十二月初的事了，他終於再度回到柏林。他又很快的再度活躍起來，還灌錄了德布西的歌劇「佩利亞斯與梅利桑德」（Pelléas and Mélisande）全曲的唱片。到了過完新年的1979年一月二十二日，是卡拉揚踏出指揮家生涯第一步開始算起的五十週年紀念日。他指揮的第一場音樂會是在1929年一月二十二日於薩爾茲堡指揮莫札特藝術大學管弦樂團（Universität Mozarteum Salzburg，卡拉揚本身也是校友）演出，以來就這樣度過了五十年，其中的二十五年是擔任柏林愛樂的指揮者。這一天我們也辦了一場小小的慶祝會，就在柏林愛樂廳的舞台上舉行。卡拉揚在發表感言時，說到他年輕時在薩爾茲堡聽到福特萬格勒指揮音樂會的回憶。他說，他就是聽了那場音樂會後，才下定決心要走指揮家這條路的。

 

這一年柏林愛樂還是一如往例，在結束六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的音樂會後開始放暑假。然而這一年的暑假，我們卻收到了一項邀請。邀請我們的是墨西哥總統荷西‧洛佩斯‧波提理歐（José López Portillo）的夫人，她本身也是鋼琴家，過去也去過紐約留學。由於她希望能請柏林愛樂木管五重奏前去墨西哥演出，於是我們木管五重奏的成員只好暫停休假，一起集合去墨西哥。當時參加的成員有長笛的布勞（Andreas Blau）、雙簧管的寇赫、豎笛是我、低音管的皮斯克（Gunter Piesk）以及法國號的賽佛特。（譯註：原本此五重奏中的長笛是高威，但一如前文所述，他已經於四年之前退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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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８５）

卡拉揚和盧內‧寇洛在薩爾茲堡大吵

 

接下來，柏林愛樂為了四月二日到二十日的復活節音樂節而前往薩爾茲堡。這一年的重頭戲如前所述是華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但卡拉揚和主唱的男高音盧內‧寇洛因為想法上有很大的差異而大吵起來；寇洛在演出的第一天結束後就放棄接下來的演出，憤而離開薩爾茲堡，使得音樂節變成最糟的結果。此時演唱海恩里希國王（Heinrich）的歌手卡爾‧李德布希（Karl Ridderbusch，男低音）也跟著宣布以後再也不參加復活節音樂節。甚至在卡拉揚與柏林愛樂之間，也產生了某些緊張關係。由於媒體對此事件做了許許多多的八卦報導，逼的柏林愛樂的樂團管理總監修得列傑曼不得不特別發表聲明，說明柏林愛樂不會變更和卡拉揚的合約內容、卡拉揚和柏林愛樂也沒有發生對立等等問題。

 

事件之後，柏林愛樂在五月到六月間前往歐洲進行巡迴公演。在倫敦我們演出了貝多芬第八號交響曲以及例行的理查‧史特勞斯的「英雄的生涯」。此行在經過了漢諾瓦、漢堡、烏帕塔（Wuppertal）、美因茲（Mainz）等德國城市後，於六月一日轉往布拉格。說到布拉格，我們正是為了參加著名的「布拉格之春」音樂節而前往布拉格演奏。當時我們在史麥塔納音樂廳中獲得觀眾不知多少分鐘才停止的盛大掌聲，一問之下才知道從預售票開始就引起了大搶購，聽說聽說可以預購到的比率只有二十分之一呢。

 

不過，我們到達布拉格機場時，還是引起了一些小糾紛。就在西德駐布拉格大使打算前來布拉格機場迎接我們和卡拉揚時，遭到捷克當局的阻止。理由是柏林並不是西德的一部份，所以西德大使不可以去接機。因為這樣違反了對柏林的四國協定（譯註：美、蘇、英、法四國在二戰結束後分割的柏林的協定）。像這種也曾經在蘇俄發生過的類似問題（譯註：請參照首次蘇聯巡迴的隨處怪事），只能說是愚蠢至極。我們柏林愛樂不是被大家視為音樂大使嗎，為何老是要把我們牽扯進政治問題裡面呢？

 

這裡稍微把話題拉回去一點。在這一年的四月十五日，就是復活節音樂節舉行中，我們在薩爾茲堡獲頒了榮耀的黃金唱片。這是為了紀念卡拉揚指揮我們柏林愛樂演奏的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唱片銷售突破一百二十萬張的禮物。這張唱片雖是在1962年發行的，但能達成這樣的記錄還是非常可怕，所以唱片公司決定送我們每位團員一人一張黃金唱片。實際上，一百二十萬張這樣的數字，在古典音樂市場中，幾乎可說是天文數字了。所以我們就很感激的收下這份大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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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揚動大手術與三個月後重返柏林

 

之後，我們在十一月十二日從伊朗回到柏林，並且接受了德勒斯登國家管弦樂團的來訪申請。如之前所說，柏林愛樂與德勒斯登國家管弦樂團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在東京進行了相見歡交流會。明明雙方剛好同時間都去到東京，卻可能因為是東德政治因素的問題，不能正式公開相見，反而促成了這段「自然相遇」的插曲（譯註：請參照代表東西德的管弦樂團在日本之邂逅）。這次德勒斯登國家管弦樂團終於要在1975年十一月來西德巡迴演出，其中在柏林就是在柏林愛樂廳演奏。從上次相會之後已經歷經兩年的時光，雙方的關係，可以說就好像是冰雪溶解一像，慢慢有些進展了。

 

另外在這個十一月中，柏林愛樂在卡拉揚指揮下，替EMI公司灌錄了華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Lohengrin）。當時擔任主角之一的是男高音盧內‧寇洛（René Kollo）。這個錄音演奏的很不錯，可以歸類於名作之列。同時這個錄音也是為了作為明年春天復活節音樂節的曲目作準備。不過，後來卡拉揚和盧內‧寇洛之間產生不快，這個錄音竟然就無法得見天日。他們兩個人，要到很久之後才和解。

 

而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間，小澤征爾再度來到柏林指揮我們演出。曲目和上次一樣是伴有大規模合唱的白遼士安魂曲，結果大獲成功。

 

至於這一年的歲末音樂會，卡拉揚早就預告曲目全部都是布拉姆斯的作品。但很可惜的，這個預告並未實現，因為他不得不取消音樂會而住院了。他被送去蘇黎士，接受椎間盤手術。相關人等全部都為這場手術是否成功而祈禱著，幸好他的病情的確往好的方向發展，沒多久就恢復健康了。然而，我們的跨年音樂會，就由另外兩位指揮來代打了。其中一位是曼紐因，本來他從幾年前開始每到聖誕節之前就會來柏林演出，而這一年也就順理成章在十二月三十日與三十一日代替卡拉揚指揮，曲目還是依照計畫全部都是演奏布拉姆斯。其中三十日那天演奏的是布拉姆斯第三號與第四號交響曲。而三十一日則是演出由魏森貝爾格（Alexis Weissenberg，保加利亞名鋼琴家）擔任獨奏的第二號鋼琴協奏曲與第二號交響曲。

 

至於元旦當天的音樂會則由指揮家蓋爾特‧阿爾布烈希特（Gerd Albrecht，德國指揮家）來接手，演奏的是由鹽川悠子（譯註：著名日本小提琴家，從60年代開始就經常和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協奏曲。她的丈夫是大名鼎鼎的鋼琴家席夫──Andras Schiff）擔任獨奏的小提琴協奏曲與第一號交響曲。

 

過完年的三月初，卡拉揚在三號到八號之間指揮了接受椎間盤大手術之後的首次音樂會。不用說，經過三個月後終於回到柏林的卡拉揚自是大受觀眾歡迎。其中在三月七日的音樂會中，演出完後觀眾全部起立，給與卡拉揚幾乎要把屋頂掀開的歡呼。這一天的觀眾席中，可以看到包含柏林市長克勞斯‧舒茲（Klaus Schütz，他在1967~1977之間擔任柏林市長）為首的知名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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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０８２）

卡拉揚接受椎間盤手術　第二次來柏林並大受歡迎的小澤征爾

 

1975/76樂季，和往年一樣是從休假中歸來的柏林愛樂在八月二十四日前往薩爾茲堡開始。然後接下來經過琉森音樂節，到柏林藝術節為止，我們一直持續演出著。而小澤征爾指揮的馬勒「千人交響曲」（第八號）也被安插到這一年柏林藝術節中，成為其中一項節目。這一場音樂會，還看到了西德總統華爾特‧謝爾也成為我們的座上嘉賓。這一天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所帶來的演出，真是非常精彩，贏得了現場觀眾的讚賞與狂熱的喝采。

 

另外，德國現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也來參加柏林藝術節，指揮我們演出了整場代表二十世紀現代音樂曲目的音樂會。而十月開始，又和卡拉揚開始忙著開音樂會、灌錄唱片與錄製影片。我們這一年灌錄的唱片是李斯特的第五號匈牙利狂想曲（Franz Liszt：Ungarische Rhapsodie Nr.5）以及交響詩「塔索－悲劇與勝利」（Tasso, lamento e trionfo），另外還有威爾第的歌劇序曲集。影片方面，則是持續拍攝著柴可夫斯基第五號交響曲以及理察‧史特勞斯的「唐吉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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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二十二週年紀念音樂會

 

我們從薩爾茲堡回到柏林後，為了慶祝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二十二週年，而在四月十九日與二十日舉行了兩場紀念音樂會，演奏的曲目是布魯克納的第四號交響曲。在這二十二年間，卡拉揚一共指揮柏林愛樂演出了九百場以上的音樂會。為了回報卡拉揚的辛勞，西德政府授與「大功勞十字勳章」，就在音樂會上由柏林市長頒贈給卡拉揚，還有西德總統華爾特‧謝爾（Walter Scheel，1974～1979年間擔任西德總統）送來的褒章也在音樂會中一起送來。卡拉揚很漂亮的回應：「這份褒章應該屬於柏林愛樂的全體團員，所以我希望能夠切成一百二十份一一送給每個團員」。

 

接下來，我們的長笛首席詹姆士‧高威離團了；他離開的理由是希望有更多的時間來從事獨奏家的演奏活動。的確，身為管弦樂團的團員就很難有充分的時間來舉行獨奏的活動。所以很遺憾的，詹姆士‧高威就這麼離開柏林了。我認為他是我在柏林愛樂中所認識到的最優秀音樂家之一。

 

在之後，為了補上長笛首席的空缺，我們於五月五日舉行了徵試。通過徵試的是安德拉斯‧布勞（Andreas Blau） ，他是柏林愛樂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團員之一，過去曾和卡爾海因茲‧佐勒（Karlheinz Zoeller）與其夫人學習長笛，還是個學生呢。（Zoeller教授本來也是柏林愛樂的團員，他後來又重新回到柏林愛樂，現在也擔任柏林愛樂的首席。）

 

譯註：根據柏林愛樂官網上的資料，布勞是1969年就考上柏林愛樂的首席（當時才二十歲）。而高威的確也是在1975年離開柏林愛樂。再比對柏林愛樂1970年日本巡迴的公演名單，的確看到布勞的名字也在其中，但並不是首席。可見布勞的確是1969年考入柏林愛樂，直到1975年才考上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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