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特作為樂團管理總監，本來是必須好好整合市政府、柏林愛樂與卡拉揚三方意見的人物才對，然而他卻只是跟著卡拉揚的屁股走而已，如此就不難想像柏林愛樂方面對他會有多麼憤慨了吧。我們完全找不到他應該要和我們一起說話的作為，而只是踐踏著我們樂團的意志而已。甚至還在1983/84年樂季的節目單中印上梅雅的名字。因此，樂團中有人還認為要對此事興起反對的訴訟呢。當然，如果搞成這樣的事態，相關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嚴重的傷害，所以只能放棄訴訟。結果就變成了梅雅坐在樂團中演奏了。
吉爾特離開後，柏林愛樂與卡拉揚之間的對話才逐漸走入開始的階段，主導這些對談的是修得列傑曼與柏林市政府當局。修得列傑曼先了解過柏林愛樂內部的意見後，取消了這一年薩爾茲堡夏季音樂節與琉森之行，這是為了避免柏林愛樂與卡拉揚繼續一起演奏會造成兩者間更大的刺激。這一年的夏天，我雖也如同往年一樣到處飛來飛去，但不用去薩爾茲堡與琉森的時間就可以省下來好好享受暑假了。
接著，終於快到了九月一日。1984年的九月一日正是我擔任柏林愛樂豎笛首席滿二十五年的日子。如果在平常，我應該會在琉森慶祝這個持續在職於柏林愛樂的紀錄；只有這一年的九月一日我是待在柏林，在這裡接受了這個慶祝會。
此刻，卡拉揚和柏林愛樂之間的問題正慢慢走向最高潮。以我的眼光來看，這兩者都是給了我二十五年幸福時光的偉大存在；我的藝術家生涯就是與柏林愛樂及其首席指揮者卡拉揚一起相識走過二十五年，藉此結合了所有偉大的指揮家、獨奏音樂家而建立起來的。然而就在迎向我慶祝柏林愛樂任職二十五年之前，這兩者之間的問題卻弄到這種程度，真是帶給我相當大的苦痛。我個人非常尊敬身為藝術家的卡拉揚，這份尊敬直到現在也未改變。然而作為凡人的卡拉揚與作為藝術家的卡拉揚之間存在者某種分裂的問題。就是凡人身分的卡拉揚與藝術家身分的卡拉揚之間的落差太大，才使得我們必須要面對到這麼大的問題。卡拉揚這位音樂家在面對柏林愛樂時，幾乎不展露出其凡人個性的一面。在樂團之前，永遠只讓人看到他那身為藝術家的一面，終於使團員們不再追隨他。
即便如此，在這三十年間，卡拉揚還是和柏林愛樂以找不到其他範例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成功演奏了無數的音樂。在這之中，柏林愛樂也的確犯下了一些錯誤。其實早就需要有人出來反對卡拉揚的意見，如此在這麼長的歲月中，就不會永遠輕易地對卡拉揚的願望唯命是從。樂團和指揮者之間應該是同等重要的合作夥伴，也應該是擁有同樣權利的對等關係。換句話說，雙方必須向對方抱持敬意，這樣就不可能變成現在的狀態了。就是有「你們要感激我」的態度，才會慢慢引起這樣的對立事件。現在說這個已經太遲，事件畢竟已經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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