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還有和班尼‧顧德曼（Benny Goodman，著名美國爵士豎笛演奏家）再會的超級開心的事在等著我呢。他邀請我在十月十九日去他自己的公寓吃飯。他的公寓是在曼哈頓的閣樓式建築，紐約市的各條大街在這裡可以一望而見。他在家裡請我吃午餐，卻請來了芬蘭來的女廚師，準備了美味的海鮮料理。我們彼此聊了許許多多的話題。顧德曼還把他和阿瑪迪斯四重奏（Amadeus Quartet，作者也和這個四重奏合作過）一起灌錄的莫札特豎笛五重奏的錄音放給我聽。然後他又自己演奏了一段韋伯豎笛協奏曲的片段給我聽，另外也讓我聽了許多其他的作品。他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棒的豎笛家之一。能和他面對面的談話，討論音樂的內容，對我來說是個相當寶貴的經驗。為了回敬他請我吃飯，我也請他來聽我們十月二十二日的音樂會。
在紐約見到班尼‧顧德曼的樣子（翻拍自本書）
本書作者與班尼‧顧德曼的合影（翻拍自Mostly Classic雜誌）
除了顧德曼以外，當然我在紐約也和很多其他的豎笛家好友碰了面。不過，和顧德曼之間的對話，對我來說是最特別的喜悅。
我在紐約時，也接受了茱麗亞音樂院的邀請。就在十月二十一日的樂團休息日下午，我前往了茱莉亞音樂院，在那裏進行了大師班的指導。由於來參加的豎笛學生非常之多，所以我離開茱麗亞音樂院時已經非常非常晚了，我想大概是晚上十點或十一點吧。這些學生就像是守株待兔一樣，抓住我逼問了許多問題，包含了豎笛本身的問題、豎笛文獻的問題以及音樂的問題等等。美國學生真是非常開放、非常熱情的追求一切問題。甚至問了許多有些會使人不愉快在內的問題，或者以極盡執拗地方式與我議論到底。討論到非常白熱化時，就會走到非常基礎的理論上，談也談不完。雖然到此刻為止，我在德國也有許多優秀的學生，但美國學生卻是如此生動活潑到幾乎要爆發的樣子。我完全找不到躲入象牙塔式的學生，全體學生就是以一個豎笛大家族的成員來互相活潑議論、唇槍舌戰，一起為了學習音樂而交談著。
十月二十四日柏林愛樂離開紐約飛往洛杉磯。我們在洛杉磯時是住在帕薩迪納的公園中一棟古色古香的美麗喜來登飯店。然後就在帕薩迪納的大學中剛蓋好的音樂廳中舉行四次音樂會。此刻雖已十月，但氣候上還完全是夏天的感覺。在飯店裡又有豪華的游泳池，讓人雖處於排練與音樂會演出之中，卻有放暑假的錯覺。
十月二十九日又是樂團的休息日，於是我就在好萊塢進行了一場大師班的指導，而這裡也來了超過七十人以上的學生，讓我非常驚訝。這一場大師班也像紐約茱麗亞音樂院一樣，全場也是非常熱烈的討論。
柏林愛樂雖然是十一月一日踏上回柏林的歸途，不過我自己卻在美國多待了一陣子。因為我必須前去芝加哥一趟。嚴格來說是芝加哥近郊的笛卡爾布（Dekalb）市，這是從芝加哥往西約七十英里的大學城。這裡是維爾密爾四重奏（Vermeer String Quartet）的大本營，而我是應奧菲歐唱片公司（Orfeo）的邀約和他們一起灌錄布拉姆斯豎笛五重奏的錄音，所以來這裡和他們會合。錄音於十一月九日與十日兩天在笛卡爾布大學的大廳中進行。錄音結束後，我在十一月十三日回到柏林，但緊接著十六日就終於要召開柏林愛樂團員的總會。在這個總會上，我們將要表決莎賓‧梅雅是否適合擔任我們的首席豎笛的職位。表決的結果卻對梅雅來說是壞消息。也就是柏林愛樂的團員不希望她成為我們的團員。理由有很多，有音色的問題、有藝術性的問題…。所以全體最後的結論就是「不」。
由於柏林愛樂的團員再度否決了梅雅的聘任，所以卡拉揚從維也納發了一封署名日期是十二月十三日的信給我們全體團員。信中他表明了他對樂團的表決不高興的意見，甚至在信件的末尾宣稱，從今以後他將只執行合約義務上的音樂會指揮場數，其他的活動，包括柏林愛樂的巡迴公演、薩爾茲堡或琉森音樂節、歌劇與音樂會的錄影、電視及影片與錄音的製作等，全部都不和柏林愛樂一起參加。「而且」——根據他信上所寫的：「就從今天開始（即他信上署名的日期），立刻中止上述活動」。很明顯他對柏林愛樂的梅雅聘用表決非常地生氣。所以他為了要制裁我們，將相關的活動通通取消了。
從此刻開始的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兩年。這正是卡拉揚與柏林愛樂戲劇化強烈對立的開端。這期間中，柏林愛樂與媒體又掀起了好幾次大風大浪。不過，這一年的年終，卡拉揚還是來到柏林指揮了歲末音樂會。然而，在這段期間，卡拉揚也真的取消了所有的錄音與錄影製作，或者是找其他的樂團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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