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之東方性格
圍棋國際化的難關之一，便在於儘管德國、美國等地也有人熱心研究圍棋，但他們的棋力水準實在仍然偏低。就拿杜包爾（（Felix Dueball））博士來說，雖然後來日本棋院是贈予他段位，但若論實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初段讓四子」的程度；至於美國方面，最高水準的棋手大致上也與德國（杜包爾博士）相同。這種棋藝水準低落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很多人恐怕會說，是因為圍棋的環境比起日本差得太多。然而筆者認為，並不能把一切都歸因於此。因為這些人其實也有很多機會透過報紙、雜誌看到日本高段棋士的棋譜（吳清源便是透過這樣的自學方式進步的）。然而在德川（德川幕府）時代，位於南海孤島的琉球，卻仍曾經出現過相當強的棋手，其實力甚至達到與日本最高水準棋手只差兩子的程度（歷代琉球派遣棋士前去日本和日本頂尖棋士下棋，大致都會拿到「上手讓二子」的段位證書＝免狀，也就是承認他們有職業三段的棋力；唯有在本因坊中衰時代，田上親雲上三子贏了井上春碩，而拿到了「上手讓先二」＝職業四段的段位）。而且，很難認為當時琉球人的圍棋環境，會比今天德國、美國的環境更為優越。
這個問題若要深入討論，就必須暫且離開歷史的範圍，作為一個獨立的議論課題來研究，這裡姑且留待日後再談。不過，如果容筆者說一句自己的看法，就是這種差異可以認為是一種「世界觀」的問題。換句話說，當西歐式的形式理性主義之狹隘，如今正逐漸成為一個問題時，既然圍棋本身也是一種真理，或許也可以被視為西歐式、自然科學式世界觀之不完備的一個側面。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１９３７年，以廣義的二戰開始時間＝七七事變計算），福田正義六段被日本棋院派遣前往德國常駐，努力推廣圍棋。戰後，福田先生又前往美國；之後瀨越八段前往夏威夷，女流棋士增淵辰子五段也走訪夏威夷、美國，在各地都受到熱烈歡迎。然而，直到昭和三十年代中期（日本與中國大陸重新交流是在１９６０年＝昭和３５年之後）為止，卻沒有任何日本職業棋士去到中國大陸，一直被置於「不在考慮之列」的地位，這件事值得日本棋界深思。不論是何種政治主義或政治形態，都應該是該國國民自己要去決定的問題，並非其他國家的人民可以干涉的。無論中國大陸採取何種政治體制，只要認為「藝術無國界」這句話是真理，而且日本棋界也對於圍棋在國際間普及抱持著熱愛，就不應該對鄰國中國大陸的問題（圍棋發展）等閒視之。
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棋院一方面積極地贈送棋盤給美國的愛因斯坦，也授予美國圍棋協會的羅賓遜等人段位；另一方面，對中國卻始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件事本身，就可以說明日本棋院以及當時棋士們的基本性格。
木谷．村島兩棋士中止放棄終局
如前所述，在昭和三年（１９２８年）秋季的定式對局（大手合）賽中，因為瀨越、高橋兩人的「萬年劫」問題，使定式對局賽停賽長達一個月。此後，隨著「東西對抗賽制」廢除，改為所有棋士彼此交流的對局制度、而棋士的升段一律採用分數制度來決定，此後一段時間並沒有再發生什麼問題。
然而到了昭和五年（１９３０年）秋季的定式對局（大手合）賽中，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甚至變成了要以大倉副總裁之名發出聲明書的騷動，就是所謂的「木谷．村島」問題。
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木谷、村島兩位五段在此季的定式對局賽中成績都不好，導致喪失戰意。喪失戰意的原因在於當時的定式對局升段制度，是以一年為一個段落，根據春、秋兩季的成績來決定是否升段。也就是說，同一年春、秋兩季的成績構成一個完整的升段標準，因此一旦到了秋季的定式對局賽階段，如果已經失去升段或拿到定式對局賽冠軍的可能性，那麼後面的對局無論輸贏，都沒有任何關係。
在這種制度下，只要到了秋季定式對局賽的尾聲，出現一些棋士半途放棄勝負，對那些「例行公事」般的對局缺乏積極性的情況，可說是順理成章之勢。剛好當時的木谷、村島等，都是備受期待的青年棋士，因此在日本棋院內部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以認為他們多少有些任性，也要讓自己的意願得以貫徹。
不過，從棋士的角度來看，在這種厭倦了、不想下棋的心情當中，恐怕也有他們真心希望能夠在認真的環境裡下真正認真的棋的意義在；但同時也不能否認，這些青年棋士的生活環境其實遠遠高於當時一般人的水準，因此這種心情中也確實存在著「少爺脾氣」式任性的因素在。
當時日本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大約每月四十日圓，而這些職業棋士光是日本棋院所給的薪資就有每月五十日圓，再加上報紙的對局費等收入，總額相當可觀，恐怕不會低於三、四百日圓。這是吳清源剛來日本不久的事情。當時《每日新聞》會提供青年棋士中的優秀人才，每月五十日圓的研究費，據說他們也支付給吳清源這筆研究費，但不久之後便被吳清源退還。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因為《朝日新聞》給他的金額是兩倍，也就是一百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一般民眾的購買力大幅下降，而使得世界陷入嚴重的經濟不景氣狀況（１９２９年華爾街才剛出現大股災），而日本民眾當然也在艱困的生活中苦苦掙扎。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這些社會經驗尚少、才剛脫離所謂「青少年」階段的少年棋士，卻能獲得如此高的收入，確實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這一切，都是因為棋士與日本棋院並沒有真正立足於國民的基礎之上，而是處在浮薄的新聞媒體庇護之下。
其實「木谷、村島問題」，根本就不是需要日本棋院副總裁大倉出面發表聲明、拿到社會上去討論的事情。只要裁定放棄著手、不願下棋的人敗局，就可以簡單解決了。
※大倉先生的這份聲明書，其內容完全是一種道德上的批判，認為兩位棋士的態度不夠認真。而與這份聲明相呼應的一般社會輿論，從《棋道》所刊登的讀者投書來看，也同樣把這件事當成道德問題來責備兩人。
然而，如果兩位棋士說：「不能因為一般人不了解，就把棋士的天職圍棋當作可以隨便下的事情，尤其是沒下下去的那一手，正是因為以我自己來說，無論如何都無法找到一個正當的妥協落點，所以才沒有下」，那麼，兩人的說法從「忠於圍棋」的立場來看，其實是有道理的。因此，這種以道德為出發點的責難，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真正的問題，在於以日本棋院副總裁的名義，對兩名青年棋士進行道德上的責備，進而把這件事視為思想惡化的傾向加以憂慮，最後甚至作出了「兩敗」的判定。答案其實很簡單。身為大財主大倉喜七郎，他是抱持著一種「日本棋院的棋士都是由我養活的」的支配者意識，因此採取了主人斥責僕人的態度。而這種主人養僕人的庇護，恐怕是無法讓圍棋真正成為全體國民的娛樂。
尤其是《棋道》所刊登的幾篇讀者投書，全部都是稱頌大倉先生，最後則變成對兩位棋士的辱罵。即使《棋道》是日本棋院的機關刊物，換句話說，是代表日本棋院權威立場的媒體，但從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當時社會那種事大主義的氣息。
話說回來，這個問題依然存在。那就是：棋士究竟能不能拒絕下自己不想下的棋？這個問題，在戰後吳清源與藤澤的十局賽中，也還會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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