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述「日本棋院推行事業概要」的各項目中，值得注意之處，首先就是定式對局制度（定式手合）這一條。
如文中所言「以往高段棋士之對局年僅一、二局，且往往需耗費數十日、同時收取高額對局費。此雖有莊重嚴肅之一面，實則與現代思想背道而馳，亦不容於理想。於今稍稍伴隨時代潮流使之大眾化，並不使棋家品格失墜或阻害斯道發展」，高段名家在過去實質形成了一種特權階級，甚至有變成「棋界大魔王」之嫌，結果一年只下一兩局棋。而日本棋院建立出來之新的定式對局制度，正是打破這種特權的一種解放。雖說這項改革究竟提高了多少社會大眾對圍棋的關心，實在難以估量；然而，這一點無疑是日本棋院的重要功績。正是如此，原本在師徒制度束縛下難以出頭的木谷（實）、橋本（宇太郎）、村島（誼紀）、前田（陳爾）等初段、二段棋士，才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嶄露頭角。
原本長期陷於停滯的職業棋士世界，因為定式對局制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而這種專業棋界獲得解放的氣氛，又進一步刺激了社會上的圍棋熱潮，推動圍棋的興盛更上一層樓。
第二項談及了段級位制度。棋道原文中感嘆段位濫發，並憂慮這將成為未來的禍根。這充分說明了當時各圍棋門派為了維持生計、出於經濟目的而濫發段位的現實情況。然而四十年後的今天，日本棋院本身也招致了段位證書氾濫的局面。歷史的諷刺，莫過於此。
其實在第二項當中，除了段位問題之外，也可以看出日本棋院對於建立一般愛好者的級位制度，也展現出相當積極的意願。然而從後來的發展來看，業餘棋迷的段級制度問題至今幾乎毫無進展。
從這兩件事實便可看出，日本棋院的成立基礎其實是自上而下的，並不是源自於基層棋迷群眾自發高漲的意願。而且，棋道原文第一項中所說的「收取高額對局費．．．」部分，即使放到今天，也完全可以視為對那些被稱為「頂尖棋士」群之批評。
在昭和三十年代之初（１９５５年左右），棋界最大焦點仍為吳清源與藤澤朋齋兩人的對局，據說一局的對局費高達每人二十萬日圓（譯註：昭和三十年代的物價大約是現今日本物價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換句話說，一局棋的報酬高達台幣十五到二十萬元左右）。從當今一般民眾的生活水平來看（譯註：昭和三十年代，一碗拉麵大約２０～５０日圓，大學畢業生的月薪大約是一萬日圓），這確實令人深思。也正因如此，出現了一種矛盾：越是受到大眾期待的棋士，高高在上到反而越是遠離大眾。姑且不論對局費，如今一流棋士到地方出席活動，光是酬勞一天便約需三萬日圓；若再加上交通與住宿費用，往往還要再加倍。這對一般圍棋愛好者的經濟能力而言，是根本無法負擔的天價。
至於第八項提出設立「婦人部」這一點，耳目一新到非常讓人有共鳴。當然，如果認為這只是因為大倉喜七郎特別欣賞喜多文子五段才設立的話，或許未免有些過於偏頗；但從當時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看，這項構想顯然不過只是一種理想。而且在日本棋院成立後，聚集於日本棋院婦人部的，多半是因為溜池一帶的地緣關係而來的赤坂藝妓。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日本棋院的某種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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