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金、高部八段升段
昭和五～七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景氣仍然持續的時代，同時也是從上海事變（１２８事變）、滿洲事變（９１８事變）一路過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採取嚴厲通貨緊縮政策的首相濱口雄幸遭到刺殺，終至昭和七年（１９３２年）五月十五日發生著名的「五一五事件」（日本海軍少壯派軍人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了護憲運動領導者、時任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的暴亂事件），接著又有神兵隊事件（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１日，由日本民間右翼團體與部分軍人策劃主張推翻現有政權，由皇族組織臨時非常時內閣，藉此恢復皇道政治並實行「昭和維新」之未遂政變事件）等，一波接著一波，局勢呈現出完全不知何時才會平息的狀態。
在這樣的局勢之下，圍棋界反而平安無事地度過了一段寧靜歲月。對於那些安居在現實社會的「聾啞席」中、與世隔絕的職業棋士而言，這或許反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而，到了昭和八年（１９３３年）二月十一日，守著棋正社最後孤壘的雁金、高部兩人，自行宣布晉升為八段。
這讓日本棋院方面，特別是副總裁大倉喜七郎勃然大怒。大倉副總裁甚至把全體棋士召集到日本棋院，激勵大家說：「大家要奮起給雁金、高部施以嚴懲！」。不過段位並不是日本棋院的專賣品；不管是誰自稱八段，本來都沒有什麼好發怒的道理。只不過，在大倉看來，日本棋院就是「大倉棋院」，現正統御著整個圍棋界；至於像棋正社這樣的團體，只不過是圍棋界中敗殘者所組成的小團體罷了。
尤其是自大正十五年（１９２６年）以來，在《讀賣新聞》斡旋之下所舉行的院社對抗戰中，棋正社已經徹底敗退，因此大倉認為，事到如今居然還宣布升段，實在是豈有此理。
於是，日本棋院便於昭和八年四月號的《棋道》雜誌上，以副總裁大倉喜七郎的名義，刊載了一篇針對此問題的聲明文。
大倉喜七郎與高部道平八段之間的恩怨情仇
大倉先生固然有前面所言及之日本棋院與棋正社間的基本性問題 ，但真正會讓他把日本棋院全體棋士召集起來，發表「奮起吧，年輕人！」式的激勵訓話，大致上還是出於他與高部氏之間的個人感情問題。
高部先生是在日本棋院創立之初，努力將大倉延攬進來的中心人物之一。然而，相較於高部自認為是「支那浪人」（高部道平早在二十幾歲就開始於中國、韓國之間旅遊）般豪放不羈的性格，大倉則完全是一位英國紳士式的人物（大倉喜七郎則是留學英國），兩人性格上可說是完全相反。對於日本棋院創立頗有貢獻的高部道平，在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時有一段要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圍棋普及的故事。當高部說出「大倉先生，我想去大陸推廣圍棋」的話時，大倉其實非常高興。畢竟日本棋院已經成立、現在若能把這個麻煩人物送到大陸去，正是求之不得。於是大倉給了他相當的旅費，當作是花錢消災。
不過，臨行之際高部又說：「對了，我想滿洲那邊應該也需要一些錢。如果有什麼萬一的情況，希望您能事先交代大倉集團（大倉組）的大連分店，讓他們多少提供一些零用錢供我使用」，對於大倉先生而言，一心是想早點把這個麻煩人物送早，當然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於是，高部到了大連的大倉集團分店，便說：「我已經得到大倉先生的同意，所以請你們支付我在滿洲推廣圍棋的費用」。大連分店的人馬上便打電話去東京總部確認。大倉原本根本也沒有想到高部會要領取一大筆錢，因此還是答應了。結果高部在這裡領去了相當可觀的金額，大倉就覺得自己被高部這個人花言巧語給騙了，因而非常憤慨。
像大倉喜七郎這樣的財界富家公子，不用說有時候會憑一時興致行事，也就是非常容易受到個人的愛憎好惡左右而作出決斷；從明治時代的巨匠本因坊秀榮之所以放棄高田民子夫人的贊助，不難推測也是因為秀榮那種固執的名人脾氣中無法容忍的部分吧。因此，大倉一方面是意識著棋正社是在與日本棋院作對，一方面又對高部抱持著個人憎惡，兩種情緒交織之下，才促使他召集日本棋院全體棋士，對他們發表激勵訓話。
當時的日本棋院，其實在大倉副總裁的意圖下，由大倉集團的大掌櫃、也就是大倉火災公司社長林幾太郎來擔任常任理事，實際掌握住日本棋院的實權。之前舉行的院社對抗戰，因為是日本棋院創立初期，就還有接受棋正社挑戰的氣概，但是到了成立數年後的現在，情況是大不相同了。因為當時日本棋院聲名正盛，反觀棋正社卻只剩下雁金、高部兩人，形單影隻。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對著這樣的對手拉滿強弩猛射，反而正是落入敵人的圈套。林（幾太郎）理事等人擔心這一點，曾試圖勸阻大倉，但大倉卻頑固地不肯接受。當時，木谷、林（有太郎）、橋本等青年才俊都已經到了五段級的棋力，此外還有來自中國的「麒麟兒」吳清源之加入，日本棋院可說正值昭和圍棋的黃金時代。在這種情況下，要擊倒雁金、高部這樣的對手，根本就是不費吹灰之力。大倉認為正好可以趁此機會徹底把他們打垮，對棋正社這股蠢蠢欲動的勢力徹底斬草除根，當然不可能聽得進別人的勸告。
在他說出「我既然已經以副總裁的身分，向全體棋士表示了要對棋正社膺懲的意志，如果現在又取消，那豈不是關係到我今後在棋院的威信？」之後，林幾太郎也不好繼續勸諫下去。然而，無論如何，他還是覺得都不能中了素有策士名號的高部道平之圈套，去向這個百害而無一利的棋正社發起挑戰。
剛好就在這個時候，筆者在日本棋院門口遇到了林幾太郎先生，閒聊中從他那裡聽到了這件事情。於是，筆者便前去拜見大倉先生，設法勸他打消這個念頭，而建議以大倉喜七郎的名義發表一篇聲明，刊登在《棋道》雜誌（昭和八年）四月號上，其實這篇聲明正是筆者所寫。也是因為這樣的機緣，筆者就以幹事兼編輯長的身分加入了日本棋院。
平息雁金．高部問題
處理雁金、高部問題的過程，頗有一種把當時流行的「浪六」小說（所謂的浪六小說是日本明治昭和時代的小說家村上浪六寫的一系列江戶時代江湖義氣故事）搬到現實中來演出的趣味。
在日本棋院門口遇到林理事，聽他說了大倉先生在雁金、高部問題上態度強硬，讓他十分傷腦筋之後，筆者一瞬間便覺得這件事其實並不難解決。之所以會這麼認為，是判斷大倉先生之所以介入日本棋院的經營，基本動機無論如何都脫離不了有錢人的一時興致。如果他真的是出於對圍棋界的愛情而開始這一切，那麼圍棋界的統一就不應該只是傷害到職業棋士（如棋正社眾人），卻把百萬圍棋愛好者丟在「聾啞席」上、不聞不問。說到底，他不過是抱著一種過去哪裡的藩主把人氣相撲力士收為御用手下的心情而已，並沒有往外再踏出一步。既然如此，大倉先生身上必然有很強烈的面子意識與名譽心。而且，當初大倉先生拜託牧野伸顯伯爵擔任日本棋院總裁之時，曾斬釘截鐵地表示：「日本棋院內外的問題，由我自己處理，絕不會給閣下添麻煩」。
只要掌握了這幾個要點，筆者認為此一事件必可順利解決。
於是筆者立刻從日本棋院搭乘所謂的「一圓計程車」（昭和初期在日本流行的計程車，去到哪裡都是一日圓，故稱為一圓計程車，略稱為「圓計」＝円タク，車型主要是從美國進口的福特之類小型車）前往銀座的大倉集團（組）。然而，大倉集團當時訪客絡繹不絕，因此一直沒辦法見到大倉先生。於是筆者便想出了在廁所埋伏的計策，果然此計奏效，很快便在這裡堵到了大倉先生。在筆者說出「大倉先生，現在日本棋院已經鬧得不可開交，簡直像是馬上就要分裂一樣。來，請您先到這裡坐一下」後，將他拉進廁所旁一間昏暗的職員接待室去。接著，筆者費盡口舌說了一大堆，但大倉先生始終不肯點頭。只好用以下的說法發動攻勢：
「您或許覺得只要派出木谷實、吳清源就沒有問題，但高部先生可是個詭計多端的策士。就像上一次院社對抗戰一樣，如果他這次指定鈴木、瀨越、加藤這些七段級棋士來對戰，那麼日本棋院能不能說『先把那些大老放到後面，先讓木谷實、吳清源來應戰』呢？現在林先生也正擔心這件事情，已經去和大老們商量了。結果大老們的意見是，私人對局倒還可以，但如果要背負日本棋院存亡的責任，去和雁金、高部交手，他們實在做不到。林先生正因為這件事而傷透腦筋。
現在棋正社明明就只剩下雁金、高部兩個人，我們卻要主動向他們挑戰，這種荒唐的事情究竟該不該做？甚至已經有人主張要去請示牧野總裁，這樣事態就難以收拾。
如果真的演變成這樣，身為副總裁的您，在棋院中的命令就會失去威信；您過去辛苦經營日本棋院的努力，反而會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更重要的是會違反您過去跟牧野伯爵立下的誓言，對您來說可是非常不名譽的事情啊」。
果然集中攻擊「不名譽」這一點發揮效用，頑固如大倉先生，態度也大幅度軟化了。最後，他說：「本因坊秀哉是怎麼看這件事的？如果本因坊也同意你的意見，畢竟我已經對日本棋院的棋士說了激勵的話，如果要撤回，那就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理由。只要這個理由成立，我就可以按照你們的意見去做」。
筆者回答：「本因坊先生現在正在湯河原。我現在就去說服他。另外，為了維護您的立場，我會在全國性的報紙上，以您的名義發表聲明。敬請安心」。
終於事情就這樣談妥了。從時間上來說，前後可能不到一個小時，於是筆者又馬上回到日本棋院，對林先生說：「我已經讓大倉先生撤回了原本的意思。至於本因坊老師那邊，我心裡很清楚，老師是不可能說什麼『要把雁金、高部打倒』之類的話的，所以我想今天也沒有必要特地跑一趟湯河原。接下來，我會馬上把聲明書寫好，再拿給大倉先生和您過目」。
就這樣，這個問題事件就畫下了句點。而刊登在《棋道》雜誌上的聲明書，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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