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倉喜七郎之汽車旅行
筆者為了驗證自己根據年輕時了解之知識而得出之推測，因此翻閱了那一時期之《棋道》雜誌，結果在創刊號（大正十三年十月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號）的「東籬庵隨筆」中找到了以下這段文字：
「去年夏天，大倉喜七郎先生策劃了一趟汽車旅行，同行的有其平生圍棋上之勁敵繁田要之助先生、以及相當於其導師的瀨越（憲作）六段、小岸（壯二）五段等四人，約定專門前往沒有蒸汽火車可達之處遊歷……」
後面的內容是描寫他們在旅館裡與大叔們閒談的趣事，但文中所說的「去年」，也就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前一年（１９２３年），由此可知，當時瀨越與小岸兩人就已深獲得大倉的賞識。此外，身為豪門公子的大倉喜七郎，竟在這種帶有玩樂性質的汽車旅行中，特地邀請兩人同行，也可推知他們之間的交情絕非泛泛。
正如日後多次可以看到的一樣，日本棋院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往往都是起因於這種人際感情為主；若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來看，許多原本只是枝節性的因素，反而才最根本的主因。
棋正社恰好在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時分裂出去，從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筆者的推測。因為日本棋院在剛成立之際，內部矛盾尚不可能發展到足以造成分裂的程度，因此更應該將原因歸根於對大倉這位帶有公子哥兒氣質、憑個人愛憎決定事情的人，以及對於依附於他的瀨越等人之反感與嫉妒。
翻閱《棋道》創刊初期的內容，可知涉及棋正社的文章極少，只有在樂石生所寫的『祝棋院復興』的寥寥兩三行而已：「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士，在看到棋院成立之後，對於五位棋士退出並組成棋正會一事深感惋惜，同時也對此大加責罵。至於事情演變至此的動機與經過，各人各有不同的觀察．．．．」
向來侃侃直言的樂石，卻在日本棋院官方刊物《棋道》上並未一味譴責退出的一方，恐怕也表示他多少認同了人們對於仗恃權勢、深受高層寵信的瀨越六段所抱持之反感，是有其合理性的。
而且在這些分裂出去的人當中，鈴木、加藤、小野田三人，都在大正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分列事件一年多後）春天前就回到了日本棋院。這一方面顯示著棋界離合聚散無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棋士們的行動往往缺乏貫徹始終的原則。不過，在此與其責怪棋士們個人的性格，不如理解為這是職業棋士這一群體的世界觀、以及其賴以維生的生活基礎，而孕育出的某種業餘愛好者式（dilettantism）的行動模式（特別容易見風轉舵、「識時務為俊傑」）。
在鈴木、加藤兩人很快就回歸日本棋院、接著小野田也跟著回籠後，棋正社便只剩下雁金與高部兩人孤軍奮戰。然而，由於兩人都是當時中堅實力派棋士，因此仍展現出十分驚人的戰鬥力。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的大力推動下，實現了著名的「院社對抗戰」。其揭開序幕的一戰，是由日本棋院方面的本因坊秀哉名人，與棋正社方面的總帥雁金準一對決。兩大陣營的統帥親自打頭陣，因此就吸引了全日本圍棋愛好者的高度關注。關於院社對抗戰，筆者將在後文再作詳述；在此之前，先另設一節，依據日本棋院以外的相關資料，來追溯並同一時期的棋壇歷史。
關西棋壇
成為日本棋院成立契機的合同協議會中，關西方面則有耆宿田村六段、木村五段、久保松五段、光原五段等人出席；此外，也有山口、志田、辰巳、坪田、渥美、吉田等許多四段以下的棋士，一同加入了新成立的日本棋院。其中，長年活躍於京都、大阪，被視為棋壇元老、後來在京都棋界極具影響力的女中豪傑吉田操子四段，日後將對棋界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在關西方面沒有在此次日本棋院成立時加入的，則是自德川幕府時代以來一直在大阪繼承井上因碩名號的名門井上家掌門惠下田榮芳五段。至於惠下田氏未參加的原因，樂石雖曾在大正十四年（１９２５年）一月號的《棋道》中寫著無法詳述；但如同前文所述及一樣，跟坊間流傳他與田村嘉平六段之間的井上家繼承問題恩怨，不無關係。
不過在此之前，京都的吉田四段就在日本棋院成立後的七月，組織了「日本棋院京都圍棋研究會」，並邀請東京、大阪兩地的棋士參加，還隆重舉行了成立大會。
至於時關西棋界的宿老阿部龜次郎六段，因為已步入晚年，其實已無太大的影響力。
如果要在當時棋界中除了東京、大阪兩大都市之外再尋找重要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居住於名古屋、因病遠離棋壇的前方圓社社長廣瀨七段，以及舊方圓社嫡系弟子、當時已年近八十的日省稻垣兼太郎。
而就在這樣的關西棋界時代背景下，以久保松與光原兩人的競爭為中心，關西棋界即將進入可稱為「久保松時代」的黃金時期，此時萌芽已開始顯現。
其實日本棋院的創立，對地方棋界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各地也受到這股運動的激勵，使得圍棋活動愈加興盛。
如今翻閱當時的《棋道》雜誌，幾乎每一期都刊載著各地方棋界的消息。除了關西支部、京都支部之外，不僅中京地區，日本各地的棋壇近況都不斷被寄來報導；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甚至還刊登了來自大連的圍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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