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棋院財政困難
自大正十三年（１９２４年）成立以來，約莫十年之間，日本棋院內部的人事關係與經濟狀況，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呢？
日本棋院創立之初，大倉喜七郎所追求的是打破各大封建門派所享有的特權地位。隨著時代逐漸吹起解放的風氣，這項目標也逐步實現。木谷實、橋本宇太郎、前田陳爾、村島誼紀等新銳棋士相繼崛起，加上新聞媒體競相報導圍棋，棋界的主導權便完全轉移到了這些青年棋士手中。尤其是來自中國、被譽為「麒麟兒」的吳清源來到日本，更進一步加速了這股以青年棋士為中心的趨勢。
然而即便棋界情勢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在屬於藝術世界的圍棋界中，身為最高峰的名人本因坊秀哉，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瀨越憲作與加藤信兩位七段棋士，仍能夠與年輕一代同場較量而毫不退讓，這份氣概以及出色的戰績，也特別值得一提。其中瀨越七段曾經奪得定式對局（大手合）賽的冠軍；至於加藤，更是在群雄並立的棋界中，第一位憑藉自身實力升上七段的棋士，在當時還曾引起極大的轟動。
而且日本棋院的定式對局（大手合）賽也逐漸成為棋界一年一度的重要盛事，甚至發展到所有圍棋愛好者都密切關注比賽成績的地步。相較之下，棋正社已經是可有可無的存在，只能一路衰敗下去。最後，雖然有雁金準一的女婿渡邊（昇吉）六段成為棋正社唯一受到矚目的年輕棋士，但即使是他，也無法與日本棋院人才濟濟的青年棋士群相抗衡。
至於關西棋界，阿部（龜次郎）六段、田村（嘉平）六段以及井上因碩（十六世）等人所代表的時代已經過去，完全進入了久保松勝喜代與光原伊太郎兩位六段的時代。其中，東京日本棋院的明星棋士橋本、木谷、村島、前田等俊秀，都曾經是久保松的門下；再加上久保松自身的棋藝也不斷進步，因此他在關西棋界的聲望與影響力，早已超越光原。
當關西的棋壇領袖久保松也開始參加日本棋院的定式對局（大手合）賽時，可以說日本棋院便名符其實統一了日本棋界。
然而，與此同時，日本棋院的內部財務卻陷入困境。自昭和元年（１９２６年）前後起，棋院每年便出現三萬日圓的赤字。若以當今的貨幣價值換算，這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額。而要理解這個經濟問題，就必須重新檢視前面提過的日本棋院財務體制的本質。
日本棋院以財團法人形式成立，原本應以一般社會人士的捐款作為財務基礎，但這套制度實際上有名無實，棋院的收入幾乎完全依靠從報社支付的對局費中抽成支撐。然而，棋院每年支出是超過五萬日圓的重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濟持續不景氣，日本經濟也逐漸受到金融資本的支配。此時，大倉集團（大倉組）卻因為其前代當家大倉喜八郎仍抱持著「我不花別人的錢」這類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的觀念，而暴露出經營上的弱點。旗下連一家銀行都沒有的大倉集團已無法像過去那樣，維持昔日的聲勢。而且對日本棋院的資助，也不再是大倉喜七郎只花個人零用錢所能負擔的程度。
因此日本棋院從成立之際，對棋院的資助便已從大倉喜七郎個人的荷包，轉由大倉集團的公司經費支應。
當時，擁有日本棋院內部最高監督者般權力、可以獨斷專行處理各項事務的真鍋勝議員，以及其他事務主管之間，就曾發生過兩三次挪用日本棋院資金的事件；而大倉集團便以此為藉口，將每年對日本棋院的捐助減少至一萬日圓。如前所述，當時日本棋院必須支付棋士的月薪，還有各項營運費用接踵而至。因此，日本棋院為了控制棋士，同時維持自身運作，便將棋士最主要收入來源的新聞棋賽對局費統一收進日本棋院的金庫中，並從中抽取三成，作為棋院的經常性支出。
除此之外，日本棋院作為財團法人，原本也設立了全國會員制度來募集一般民眾的捐款。其中特別會員每年繳納年費三十日圓，普通會員每年年費十日圓。然而，隨著會員人數與相關收入逐年減少，最後已經無法對棋院的財務提供實質幫助。
除此之外，日本棋院還有向一般業餘棋友收取段位證書費用的收入。但如前一章所述，這類收入帶有時代錯置的性質，也無法對財務帶來太多期待。
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棋院的經濟根基其實已經瀕臨崩潰，只是棋士們對此毫不知情。一開始大倉喜七郎偶爾還會在日本棋院露臉；然而到了這個時期，除了每年三月召開的決算理事會之外，他幾乎不再出現。當時日本棋院的會計工作是由專業人士岡崎負責，幹事則由與大倉家頗有淵源的八幡恭助擔任；至於實際的棋院營運，則由身為大倉集團職員的林理事負責，他也代表日本棋院處理內外事務，承擔實際責任。
然而，大倉組的資助終究有其限度，而且並沒有打算填補日本棋院的這些赤字虧損。因此，日本棋院的經濟命運已經岌岌可危，甚至到了可能在當年年底就難以為繼的地步。
在這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即使是處於如此嚴峻的財務危機下，職業棋士中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把握完整的真相。這是因為，棋士雖然是棋院需要供養的對象，卻和參與日本棋院這個組織的各項事務沒有任何關係。換句話說，無論在實質上還是形式上，日本棋院都不能算是棋士們自己的團體。
加入日本棋院提供建議
就在筆者成功平息前述雁金與高部事件不久之後，林理事向筆者透露了日本棋院已經走到生死存亡關頭的內幕，並請筆者設法尋找突破困境的方法。
當時，筆者曾在東北大學數學系待了七年，最後卻沒有畢業。由於東京叔父家經營禪宗寺院，筆者後來進入京都妙心寺剃度出家，成為雲水僧（可以行走四處的僧人，雲水為行雲流水之意），並在那裡待了三年。但因為被認為不符合寺院的身分與規矩，最終遭到逐出，於是回家閒居。此時，剛好林理事向筆者請教重建日本棋院的方法，而筆者本來就熱愛圍棋，也因此產生了親自承擔這項工作的念頭。於是筆者先向林理事請求了一週的時間，並借用日本棋院的一間辦公室，讓自己能夠隨時查閱日本棋院帳簿的權限。
調查之後，筆者得出了以下幾項結論：
（１）日本棋院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從報社支付的對局費中抽成。
（２）在收入分配面上是厚待上位棋士，卻苛待下位棋士。例如名人本因坊秀哉，即使不做任何事情，光靠名人津貼、審查會津貼及其他名目，每個月就能從日本棋院領取三百日圓以上。
（３）若暫時不考慮徹底改革棋院的財務制度，只求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重建財務，就必須先縮小上下位棋士之間的收入差距，並設法節省棋院的營運費用，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４）積極加強與各家報社的聯繫，爭取更多合作機會。
（５）在地方棋界，需應善用地方報紙的力量，積極推廣圍棋。
（６）大阪雖然已有日本棋院關西支部，但無論如何，都必須在京都、大阪、神戶這個人口稠密的區域積極展開圍棋相關業務。
筆者依照上述方針擬定具體方案，並向林理事提出建議。同時表示，只要可行，希望理事會在一年之內不要干預實際執行，如此便有機會克服當前的財務赤字。而林理事也接受了筆者的提議，於是在昭和八年（１９３３年）五月，筆者安永一便以編輯長兼幹事的身分進入日本棋院，開始負責處理棋院內外的各項事務。
東日本縣級業餘對抗賽
由東京《時事新報》主辦的「東日本縣級業餘對抗賽」，雖然只限於東日本地區，但這是因為受到《時事新報》自身勢力範圍的限制。這所謂縣級對抗賽，就是由各縣派出三名選手，以團體賽的方式爭奪冠軍。這項企劃考慮到圍棋本質上是個人之間的競賽，不像棒球等運動那樣容易形成大眾關注的焦點，因此特別引入團隊合作的概念，希望藉此讓圍棋更加普及。第一屆比賽由保科先生擔任主將的神奈川縣隊奪冠。對於過去只專注於職業棋士彼此對弈的日本棋院而言，這是第一次正式向一般大眾拓展的嘗試。後來，《時事新報》因為經濟崩潰而與東京《日日新聞》合併，於是這項比賽也就和大學生聯賽一樣，改由東京《日日新聞》（也就是現在的《每日新聞》）主辦。再加上東京《日日新聞》原本就在舉辦的業餘棋賽，最終促成了「全日本業餘大賽（選手權戰）」的誕生。
鈴木七段之圍棋大辭典
鈴木七段是棋界公認的努力型棋士。他在長年鑽研下，終於將各種定石加以分類、整理，編纂成一部規模龐大的《圍棋大辭典》。剛好在這一年秋季的定式對局（大手合）賽中，木谷與吳清源兩位棋士開始以革命性的「新佈局」手法對局，而這種新佈局的理念，否定了過去只著重局部變化、講究定石的思考方式，轉而強調整盤棋的整體協調與平衡感。到了隔年昭和九年（１９３４年）春天，木谷、吳清源與安永一合著的《新佈局法》問世，而這部著作就與鈴木七段的《圍棋大辭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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