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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7日 星期三

我與柏林愛樂的四分之一世紀(103)


和卡拉揚對決與和解

 

過了年,就是在1983年了。卡拉揚為了一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三天的音樂會而又來到柏林。這三天的音樂會中有一場是要搭配阿胥肯納吉(Vladimir Ashkenazy)演出的,但就在演出前,蘇聯那邊突然來訊說阿胥肯納吉不能來了。蘇聯那邊推薦了一位不知名的鋼琴家來取代阿胥肯納吉的演出,當然卡拉揚是不會同意的。這三天中,一月三十一日的音樂會是為了籌措柏林愛樂廳的室內樂音樂廳建設資金所舉行的。建築家漢斯‧夏隆(Hans Scharoun)先生在設計柏林愛樂廳時,是有同時將室內樂音樂廳設計進去的。其造型是依照柏林愛樂廳外型加以縮小,看起來就是一對建築物的設計。然而可惜的是,當初建設柏林愛樂廳時由於有經費的問題,所以小廳就沒有一起蓋。到了後來要重新開啟這個計畫時,當然就要先籌措建設基金了。這第一次的籌措基金音樂會,就是卡拉揚所指揮的一月三十一日的音樂會了。

 

然而,柏林愛樂的首席指揮者與樂團之間的緊張關係是越來越露骨了。此時,卡拉揚依舊不和柏林愛樂從事一切錄音的活動,僅僅遵照合約來消化他應該指揮的音樂會而已。

 

我自己則在二月初為了豎笛獨奏的音樂會而在西德國內各處巡迴。音樂會的內容是演奏韋伯的豎笛小協奏曲、莫札特豎笛協奏曲、以及和柏林愛樂的夥伴們合作芬蘭作曲家克魯賽爾(Bernhard Henrik Crusell)的交響協奏曲(Sinfonia concertante in B-flat major, for clarinet, horn, bassoon and orchestra, Op. 3),伴奏的樂團則是西德各地的管弦樂團。克魯賽爾是比莫札特稍晚一點時代的作曲家,他寫作了不少輕快的音樂作品。

 

在這之間,媒體偶而還是會報導卡拉揚與柏林愛樂之間緊張關係的新聞出來。除了西德本身的報紙以外,歐洲各國甚至是世界各國也都跟著報導這樣的新聞。不過,我認為媒體這樣大費周章的炒作也不見得都是壞事,至少對盡快解決問題這件事上有些貢獻。起碼在卡拉揚與團員之間,開始進行了幾次的會談。會談的結果是,卡拉揚在接下來二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間來到柏林之時,終於想要和柏林愛樂進行唱片製作了,讓解決問題向前邁進一步了。然而,在我記憶中最好玩的是,在卡拉揚與柏林愛樂關係緊張起來的這段期間,音樂會演出起來是特別的好。雙方之間的緊張,在演奏上可以說是具有良性意義的緊張,所以就和音樂會好聽的結果連接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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