瀨越．高橋戰「萬年劫」問題
日本棋院的定式對局（大手合），自昭和二年（１９２７年）春季起改採東西對抗戰的形式，並讓高段與低段棋士交錯對局，這種交流性的比賽當然會令棋迷們熱血沸騰。尤其是在院社對抗戰中，岩本、木谷、橋本等年輕而銳氣十足的棋士，對上昔日名家時紛紛展現出壓倒性的好成績，也讓如今全日本間的注目焦點一舉轉移到這些青年棋士身上，才能使棋盤上展開了充滿生氣活力的對決。
然而到了隔年的昭和三年（１９２８年）的秋季定式對局（大手合），卻意外發生了一件大問題，導致這個定式對局不得不中斷休賽一個月。這就是著名的「萬年劫」問題。
問題發生在接近定式對局賽尾聲的第六輪，瀨越七段對上高橋三段的二子局中（兩人相差四段，依照當時規定局差是「二先二」，這是兩人第一次對上，所以就是從瀨越讓二子開始下），出現了類似下圖之棋型。
簡單整理當時的狀況，基本上就是底下這兩條：
（１）棋盤上黑白雙方都已經沒有劫材。
（２）如果黑方接下來下在「Ａ」位黏劫終局的話，就是黑方輸棋。
＊上圖是為了說明方便而做出來的範例圖，瀨越與高橋之局實際上下出來的棋型則是下圖右邊的劫爭。
雖然一般的棋士也都會認為是上述兩條的結果，但黑方高橋三段卻在沒有消劫，而是跑去填其他單官。瀨越七段也隨之填單官，或者在自己的地中補棋（消去對方劫材）。
於是擔任審查員（棋證）的岩佐七段便對高橋三段說：「高橋君，請消劫然後終局，照理說就應該這樣」。沒想到當時正在鄰座對局的久保松六段卻發言：「不，既然劫還沒解決，就不能算終局，因此應該判為無勝負」，就讓問題鬧大了（久保松是關西棋界的權威，發言有相當的影響力）。高橋三段明知只要照通常方式終局，當然就是自己的輸棋，因此就一直填單官、努力撐著不肯認輸，也是採取了「無勝負」的主張、毫不退讓的態度。
如果各位讀者秉持良心來判斷，應該都明白黑方的說法只是無理取鬧。然而，這個問題之所以有趣，在於它正好打中了過去圍棋對於「棋子的死活」以及「終局」的定義，都是依靠不成文規則來決定所造成的制度缺陷。筆者當時正以幹部候補生的身分入伍於赤羽工兵隊，但後來從隔年昭和四年（１９２９年）的《棋道》雜誌一月號到四月號上，筆者便以「圍棋合理化的基礎」為題，寫出了將圍棋規則正式成文化第一步的想法。
對於這起事件，職業棋士所發表的意見，以及刊登於《棋道》雜誌上的讀者投書，滿滿是對高橋三段態度之嚴厲批評。然而，這些批評幾乎全都停留在道德論或感情論上，沒有任何人把它看成是「圍棋規則本身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不過，當時身為職業棋士最高峰、也是審查會會長的名人本因坊秀哉審查會會長，卻是站在高橋說法這一邊的。畢竟高橋三段是本因坊一門的嫡系棋士，而且還是秀哉名人妻子的親弟弟。然而，若單純將此事看成秀哉對弟子的偏心，恐怕並不恰當。說到底，高橋三段之所以會在這個問題上堅持到底，也並不只是因為這局棋的輸贏會影響他個人的成績。
如前所提日本棋院成立之初，最受大倉男爵寵信的棋士便是瀨越七段。因此，當過去在裨聖會時代志同道合、共同行動的雁金、高部、鈴木、加藤等同輩棋士，在日本棋院創立同時便離開日本棋院、組織棋正社時，瀨越也沒有加入。在一切都以大倉喜七郎一人為中心運作的日本棋院裡，瀨越所受到的寵信，自然容易招來其他棋士的忌妒眼光。尤其是大倉與本因坊秀哉之間的關係也未必融洽，因此本因坊一門把瀨越七段視為眼中釘，便是顯而易見的事。
偏偏在這一年昭和三年秋季的定式對局賽中，瀨越取得了相當優異的成績。只要再贏下這局對高橋之戰以及最後一局宮坂六段之戰，他便將成為日本棋院第一位憑實力升上八段的棋士。而且最後一局對宮坂的棋局，剛好輪到段位在上的瀨越執黑（瀨越七段、宮坂六段，照局差是瀨越讓宮坂先相先，也就是白白黑的方式對局，兩人已對局到第三次，所以輪瀨越黑棋）。照正常情況來看，（持黑有利的）瀨越應該會取得勝利。如此一來，想盡辦法阻止瀨越升段的唯一機會，就只剩下高橋三段這一盤二子局了。
也是這樣，對本因坊一門而言，這是無論如何都要拼命拿下的一局；而像高橋三段這樣血氣方剛的年輕棋士，便無論如何都要阻止瀨越升段。然而，高橋卻把此局的形勢下得非常不利，明顯是將近要輸二十目的敗局。偏偏在右邊邊上，還留著這個「萬年劫」未解決。於是高橋三段便在這裡找到了繼續頑抗的突破口。
因此，無論審查員（棋證）此時在對局場上說什麼，他都絲毫不為所動。其實就是面對本因坊家當前最大的敵人瀨越七段、他要賭上宗家名譽戰下去的一種菁英意識。從這個角度去看，便能理解身為審查會會長的本因坊秀哉為甚麼要替高橋三段說話了。到了最後，這個問題始終也沒有得到徹底的處理。然後在定式對局賽休賽了一個月後，最終由大倉副總裁採取權宜之法，判定黑白雙方都勝（兩勝），但這其實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瀨越七段錯過升（八）段機會
瀨越接下來持黑對上本因坊直系的宮坂六段之戰，大概是因為受到這起事件的影響而意氣消沉，結果輸掉了這一局，因而錯失了升段的機會。
圍棋憲法成文化之第一步
瀨越與高橋事件的後續發展，在職業棋士之間是被視為瀨越與本因坊兩方對立情緒所造成的問題，因此隨著事件本身告一段落，也逐漸淡化。然而，這起事件對一般圍棋界所造成的影響其實並不小。因為過去圍棋這門技藝，一直是以所謂「以心傳心」的方式傳承。倘若不把圍棋的嚴格規則正式寫成明文，今後每當再發生類似問題時，就仍然會陷入無法處理的局面。
當時，正在思考如何將圍棋規則成文化的，大致是京都大學的島田拓爾、藤田梧郎等等人士。而當時正在東京赤羽工兵隊服役的筆者，則也從另一個角度開始進行思考，並在《棋道》雜誌上連續四個月發表了此一構想。
此後，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又在島田與安永兩人之間持續進行，並發表於《圍棋春秋》雜誌之上。
這個問題甚至也引起了美國方面的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圍棋協會的羅賓遜與奧姆斯特德兩位先生，便將他們撰寫的論文寄到了日本。此後，日本棋院以「圍棋憲法制定委員會」之名公布了所謂的「圍棋規則」。不過，其內容並不是那種足以令具有現代精神之人信服的理論性規則就是了。（此問題後續後文另外會再觸及）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