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棋道創刊號的專文中提到的「古來棋家唯專一於藝業、不旁顧他事，方能窺見棋道堂奧。若欲謀求此道之進步發達，首先必扶助有為之棋客，使之無後顧之憂，安於本業，得以盡其天職．．．．．．」，正是日本棋院創立的宗旨。
從中世紀藩主諸侯扶持相撲力士和學者的時代起，圍棋界其實並沒有真正向前邁出一步。因此棋士們不得不汲汲於迎合那些資助者的心意，甚至也可能出現為了討好金主而故意讓棋輸掉的情況。然而，真正想要忠於圍棋真理的精神時，難道真能夠從這種依附他人生活的環境中產生嗎？當想到這一點之時，就不得不佩服一代叛逆者本因坊秀榮之勇氣。當年因為弟子野澤竹朝的事情，他毅然切斷了高田民子的資助，這種氣魄確實值得讚賞。
然而，即便是本因坊秀榮本人，在教導弟子如何婉拒訪客時，也曾說過：「在這個世上，任何事情，道理最多也只能發揮三成作用」。因此，這篇在日本棋院大合同時所揭示的前言中使用華麗字句，對一般棋士而言如果聽起來像是天降福音、絲毫不覺得受到屈辱的話，我們或許也不能單方面責怪棋士。
其實在前文中，還無意識地肯定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棋士技藝的提升，是「藉由獲得生活上的資助，無後顧之憂地安坐棋局之前」所達成的。然而，圍棋技術的進步，真的能夠透過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猶如書齋學者般埋首研究的態度來實現嗎？
第一，人們經常輕易地談論「棋士技藝的提高」，但那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如今，在日本棋院成立之際，那些來自財界及其他各界的顯要人士，慷慨地決心消除棋士的生活後顧之憂。可是，他們又憑藉什麼來判斷棋士的棋藝究竟有沒有進步呢？
如果這些顯要人士真心希望棋士的技藝提高，那麼理論上，他們自己也應該專心投入棋道，付出足以理解棋士實力高下的艱苦努力才對。如果只用看看勝負結果便下結論，那麼其立場其實與過去地封建君主並無不同，就是「你這傢伙最近棋力進步不少，真是可愛的傢伙啊，那就賞你一筆獎勵吧」的態度，若是如此，又怎麼可能理解圍棋真正的價值與真理呢？從這點來看，那些創立日本棋院、並希望做大圍棋界的人們，固然懷有善意，但這種善意本身也自有其無法超越的極限。
問題總有無限多個。不過，上述這類討論或許原本就不該是筆者在此應當深入展開的主題。只是對日本棋院這一圍棋界空前大聯合的世紀性事件來說，若不先探究其成立時最初的目的，便無法理解其後四十年的圍棋史，因此才特別在此加以說明。
這裡要強調的是、正如前文所清楚顯示的一樣：「日本棋院並不是一個棋士的團體」。它其實是一個由財力雄厚的人士所組成、以消除棋士生活後顧之憂為目的的後援組織。這一點不僅適用於創立之初，而是縱貫其後四十年的歷史，始終都是如此；更不可忘記的是，從一開始創立之際，日本棋院就沒有要與圍棋愛好者站在一起的理念，也沒有這樣的熱情與意志。
在棋道創刊號專文中還寫道：「當今戰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心動搖尚未平息，加之去年秋天帝都（東京）遭逢曠古大地震，創痍甚深，人心不安、思想險惡，前所未見。值此之際，唯有超脫物外，於此道（圍棋）中尋求精神慰藉與和平」。因此從這段話中，可以窺見當時大財閥大倉喜七郎及其他發起人之一部分意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社會受到西方個人解放思想的影響，也跟著逐漸覺醒。同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者等各種政治風潮也迅速抬頭。戰後由於軍需企業倒閉以及一般民眾購買力低落，日本正陷於社會混亂的漩渦之中。這樣的不景氣，也波及了經濟上屬於弱勢的農村。根據當時的評估，日本農村的負債據說高達了六十億日圓，當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似乎也是在反映這種社會問題，記憶中日本共產黨的成立正是在此一時期。而大正九、十年（１９２０～２１年前後），政友會的獨裁政治家原敬遭刺殺的事件，更使當時的統治階層深感震驚與恐懼。就這樣，戰後的不景氣一直持續到昭和五、六年（１９３０～３１年前後），接著又演變為神兵隊事件、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最終導致了９１８事變（侵占中國東北）以及軍部獨裁體制的建立。
那麼，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消除這樣的社會不安呢？以大倉為首的日本棋院發起人等，想到的是「超脫物外，於此道（圍棋）中尋求精神慰藉與和平」。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藉由圍棋，使一般國民暫時逃離社會現實，從而防止思想走向激進化。上層社會的人們打算將圍棋當作一種思想向善的工具，而仍保有中世紀生活意識的職業棋士，則與這種想法結合起來。於是，日本棋院便誕生了。
然而，廣大的圍棋愛好者卻完全被排除在外，成了旁觀者。此一事實，在日本棋院成立時所公布的章程之中，也被明明白白地表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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